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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

Truffle Fan

June 29

中国最像城市的地方

回到宽敞却又酷热的北京,顿时有些不习惯。早上必须坐公车地铁,而不是走在梧桐树茂盛的市心马路;周围路人的色彩从时尚五颜六色回复到了保守的颜色,仿佛真的从城市回到了一个很像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也很难看到满街琳琅满目的小店了,那些藏在弄堂里面的小店,常常诱惑着我一探究竟。
 
也不用在狭小的办公室坐着了。也听不到QJ在对面用快我十倍的语速和我说话,“想不想看**电影?上海电影节只演一场!”,“只有一次!”是他的口头禅,也是我最喜欢听的话。也见不到智杰温柔的脸孔了,他的温柔的确让人工作起来很放松。
 
也不能一上街就吃到美食了。那条新旧吴江路小吃街,几乎是我每天必走的路。旧街上永远有两条长队,一条是烧烤店的,另一条是生煎包店的,晚上6点-10点,大批食客在这条乱乱的街上觅食,每家店几乎都排着队,但唯独那两家,到10点11点,别的店都清空了,它们还有人在排长队,一直很想试试,但是担心卫生状况,不敢乱吃,现在成了小小的遗憾。
 
同事说我对上海来说也算是个expat,可以用类似外国人的眼光来欣赏上海。我心里想的是,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去,这次的工作给了我全新的认识,上海人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理解。
 
 
June 21

寻找色情何必去谷歌

看到谷歌被叫去“执法谈话”的新闻,啼笑皆非。感觉好像一个犯错的小学生,向老师承认错误,下次不再犯了。懂得调侃的人会说,这是对观众的一次“另类性教育”,让那些不知如何在网上搜索色情黄色信息的人学习到如何寻找。
 
可能,这也是黄绿大战的开始。
 
不过在中国这种什么都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里,既没有电影分级,老师家长也不知道何谓等级分类的情况下,大家也只有口上说说谴责这种“散播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的行为”。其实,可能大家早就习惯于红灯区的存在。不然这么多发廊按摩中心洗浴中心就不会遍地开花,也不至于会有邓玉娇的出现。有心防止“青少年受到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侵害”,就不会容许这些信息被所有的人看到。可惜的是,这些信息,几乎可以说随处可寻。
 
 
 
可能人们会认为这是在城市里偏僻的角落或城乡结合部周围才能看到的“黄色书籍”。这个卖杂志的小摊书架上,还有其他封面露点的杂志,当着摊主的面没拍下来。三块钱一本的《偷情》,翻开后全是色情描写,让人想入非非。
 
这是上海静安区巨鹿路上的一个杂志书摊。不到20米开外,是上海作家协会和各著名杂志社的基地。在另一边100米外,是一所学校。
 
寻找色情,其实不用去谷歌的。
 
 
June 16

雨伞的故事

前几天和朋友讨论雨伞的事情,不得不在这里说几句。
 
从来没有听说太阳底下打伞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可能只是会想到柔弱的女生为了保护皮肤,在中国,猛烈的夏天阳光确实能将人炙烤得“体无完肤”。也从来没有听说在祖国首都的心脏打伞有什么奇怪的原因,大家到圣地来朝拜,挡挡烈日也是很正常的,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捕风捉影的时代,没有人因为你撑着伞背对着毛主席画像而说你是现行反革命,拒绝接受毛主席思想光芒的照射。更不会有人去想像六月的某一天里在天安门上打伞有着什么样的意义,难道那个满是不能说的秘密的日子,能够让人产生打伞的行为?这是最不能可能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
 
恰恰是这种不符合“常理”的逻辑,在六月特定的一天里,发生了。中国总是有发生各种奇怪事情的可能,别人都在说中国还处在现代化阶段,西方处在后现代化阶段,我觉得很多事情在中国都已经“后后现代化”了。
 
不让一件事情让自己人知道,而这件事情已经被别人知道,而且不想让更多的别人知道,怎么办?在毛主席思想光芒照耀全中国的时候,人们的眼中只有他,不存在以上这个问题。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开放”年代,也很简单,只要把电视机收音机报纸杂志“开放”这个按钮变回“关闭”,也就可以了,反正全国人民都在忙着变成最会抓老鼠的那只猫。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戴表”和“和谐”的年代,在“开放”和“关闭”按钮之间的转换更加频繁,还得加上一个互联网,可想而知“工作人员”的繁忙。这件不能说的秘密,只要按下按钮,掩上人的双耳,挡住人的双目,也就不会让自己人知道了,至少大多数的自己人不会知道,也不关心自己要不要知道。
 
但是如何对付那些已经知道这件事的别人和想知道这件事的别人?没有按钮可以选择,只有自己进入别人的视野,用某种东西挡住他们的视野。于是雨伞进入了别人的视野。因为那些不想让这件事情让人知道的人们坚信,用雨伞挡住人的视野,也就挡住了人的思维,对付自己人的时候,一向如此。
 
一些知道这件事的自己人和别人都说这很愚蠢。对于我而言,更加愿意相信这是一种彷徨和无奈,在这个“后后现代”的时代,最后一道挡住中土之国走向真正自信的关卡。 西方在一片嘲笑声中结束了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可是这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嘲笑过后,却是冷冰冰的现实,今天嘲笑我们的人,明天又跑过来和我们握手,谋求“共同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这把雨伞,挡不住广场上历史的阳光,也阻挡不了自己人和别人思维的自由扩散。时间永远是向前推移的,小蚁民们唯有努力和期盼,未来在那个日子“我们”能收起雨伞,自信地面对无论是烈日还是暴风雨。
 
 
May 26

免费的暂住证

为了证明我是个合法的暂住人员,上星期我像往年一样到当地的流动人员管理中心办证。去年还要交5元办的证,现在是免费的啦!不过,办证的程序复杂的多,身份证也要押着以便送到派出所登记,还要填一张非常详细的表,帮我办理的大叔很耐心地给我解释该怎么填,很耐心地提醒我字不能写得太潦草然后帮我换了一张新表,很耐心地看完我填的内容然后很耐心地用涂改液把我写得稍微好看的字抹掉。
 
过一星期后,我拿到了新证,还拿到一本手册,里面有关于如何在北京生活,如何办理各种手续的信息。虽然这些对我而言已没有多大意义,但好歹我到这里第5年,终于有一种被服务的感觉,好像北京已经把我当成人看了。
January 29

寻找久远的家族历史

初三无事,想起近期看的一部有关于族谱的电视剧,于是向爸爸提出回他的老家看看,顺便可一睹传说中的陈氏族谱,听说,我的名字也在上面。

老屋

从惠州城区向东沿东江行驶25公里,就到了仍图镇(或称“瀛图”),爸爸就出生在这个三面由江围绕而成的小半岛里。他的村子叫大利村,原来居住的老屋还在,只是早已凋零破败,人烟绝迹。我们一家由爸爸的一个堂兄弟带着去看老屋,从巷口转进一个开阔的小坡,周围都是树,一阵牛粪和腐败植物混合的气味扑鼻而来,眼前茂密的芭蕉灌木之间,灰黑色的房檐和墙壁立即带我们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生活。跨过一条污水沟,走进树丛之间的小路,来到老屋的正门,一幢闽南特色的青砖屋瓦房跃入眼帘。它的墙和房檐主体都还很硬朗,走进厅堂,才看到中间的木质屏风已错位,想再往二进的天井走去,却发现那里早已成草木天下,里屋虽能望见,但因草木而相隔,无法到达。

这是爸爸的爸爸和他的兄弟们聚居的屋子。每家只占着这个屋子的一个小房间,而屋子大概也就五六间房,每个兄弟的家庭逐渐膨胀时,这个二进四开间的屋子,显得异常狭窄。当然也“人丁兴旺”,充分符合中国传统农民家庭的生活观点。我父亲已经是5个兄弟姐妹了,他的叔伯们也有自己成群的孩子。塞满了叔伯小家庭成员的屋子,只有一个茅厕和一个厨房。 我好奇他们如何安排上厕所和做饭这些事情,以前听爸爸讲和兄弟们抢吃东西的时候还有点不相信,现在完全能体会。爸爸在忙着回忆小时候的故事,那些约五六十年前的生活场景。 我一边听着一边看着周遭的环境,忽然发现身后站着一头小牛,它在慢慢悠悠地吃着干草,窸窸窣窣的咀嚼声,似乎为爸爸童年的影子伴奏。在爸爸和他那些兄弟姐妹们漫长的人生里,老屋见证了他们最初的欢笑,即使他们离开了它去寻找更高的梦想,老屋还是默默地让岁月无情地轧过,留下累累的锈迹,而只有这头牛和它的祖辈们,一直守在老屋跟前,和它共同老去。

老屋养育了许多代的陈,它属于前辈人共同的回忆,但得不到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荫护。没有人愿意再回到这个村子居住。老屋成了一个需要拜祭祖宗的时候才显得重要的地方。它等待的是现在中国城市里最通用的一个名词-拆迁。这座曾经充满生机的屋子,将从我们和我们下一代人的记忆里完全消失。

宗祠和族谱

虽然老屋即将不在,陈氏宗族的联系却凭着另一样建筑而长存。从老屋的巷口走出来,往前走100多米,又进去一个巷口,然后豁然开朗,陈氏宗祠的牌匾就在眼前。这块在光绪年写的匾虽然老旧,却也清晰可见。走进这个叫“聚星堂”的祠堂,四周围有几桌老人在打麻将,正中央供着从始祖开始的十几个祖宗的神牌。我拿了香去敬拜。旁边有个阿伯,微笑地看着我,直接问我是谁的女儿,而不是问我是谁。我指着我爸,想着这是哪个堂叔公堂伯公或者堂叔堂伯又或者是堂兄,因为这些老人,全都是宗亲,全都是同一个祖宗的,具体到哪一辈,怎么叫他们,要拿一本叫做“族谱”的东西来参照。

这本东西在一个远房的亲戚家里,终于让我看到。约一百多页的族谱,记载着家族从河南颍川迁徙到福建漳州再到广东瀛图的历史。陈姓据说是黄帝的后裔,历经42代后尊胡公满为始祖。本支的始祖从400多年前开始在此生根,从此繁衍子孙,至今已历16代。我和爸爸在一页页名字地图里,找出我们所在的位置,他在第13代的横线下,我自然就在第14代了。

我和保存这本族谱的老爷爷只隔了一代,他85岁,他的儿子50多岁,已经有孙子了,我仍然喊他儿子叫堂哥。族谱上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一根根连线,把我渐渐带入一个枝繁叶茂的小森林,林子里的每片叶子每根树枝看似独立却又在树干的某处相连。

读书人

族谱上记载的七世祖陈乃孚,在他的家族里又拥有一个小祠堂,就像西方那些有大教堂的地方,私家还有自己的祈祷室。这是个三进小院,规模不比陈氏祠堂。小祠堂叫饴燕堂,两翼都是老屋,现在估计还有住人。

祠堂的门口上方挂着一块匾,写着“贡元”,旁边写着“钦赐国学生陈崧高,咸丰辛亥年立”。网上找“贡元的意思”,说是考选或推荐到国子监读书的生员。然后又有下面的资料:

“何谓贡元?在清朝科举制度中,贡元与状元其实同一级别,都是国家级考试的第一名。当时国家级考试有两种:殿试和会试。殿试三年一考,由皇帝做主考官,有举人资格的人方能考殿试,考取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第四名以下为进士。会试,要有拔贡资格的人方能参考,乾隆以后十二年一考,全国统一会考,考取第一名为贡元,第二名以后为贡士,贡士与进士同等级别,贡士可做地方官,亦可做国家最高学府的教职。”(-卖古董的网站)

“贡元是贡生的第一名(“元”是第一的意思)。在清代科举考试中,士子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考试成绩合格者,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生员可以经考选升入国家最高学府京师国子监读书,因为是“贡献给朝廷”的生员,故称贡生。清代的贡生有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五种。其中岁贡是每年或两、三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的廪生(生员中成绩优秀、资历较深者)。贡生名额很少,对一个州、县来说,每次大都只有一名,因而也是第一名,故称“贡元”。”(-邓辉粦)

“明末小说《型世言》第二十三回说:

一个秀才与贡生何等烦难?不料银子作祸,一窍不通,才丢去锄头扁挑,有了一百三十两,便衣冠拜客,就是生员;身子还在那厢经商,有了六百,门前便高钉贡元扁额,扯上两面大旗。

这里说的是「生员」和「贡生」(即「监生」或「太学生」)都可以用银子买到。买「生员」的包括农家(「锄头」)和商贩(「扁挑」),买「贡生」的则主要是「经商」的人。明、清两朝在财政困难时期依靠「捐纳」(即出卖「生员」和「监生」)的方式来筹款,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实。明、清国子监制度中本设有「捐资入监」一条,称为「例监」,而「贡监」中也有「纳贡」一项。据近人研究,如道光一朝(1821-1850)由「捐纳」而来的「监生」即超过三十万人,平均每年一万名。明末「生员」人数也激增,大约有五六十万之多,其中由「捐资」得来的必占了一个很高的比例。所以《型世言》虽是小说,却从侧面透露出科举制因商人势力上升而发生的变动。”(-余英时) 

看来一个多世纪以前这位陈崧高是族内最有学识的人,只是他的功名是寒窗修来还是银子买来就不得而知了。只要是得过功名的人,族谱上都会注明。而现在,有硕士或博士头衔的子孙,都会在他们的名字旁边注明。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管在哪个年代,总是能用来“光宗耀祖”。 

认祖归宗总是能让人走进回忆,连接历史与现在,族谱是承载这一任务的工具,每个中国的村庄都有它们自己的族谱,随着每次人口的繁衍和迁移,记录时代巨变中普通人的历史。无论你到哪里,都能知道自己起始的地方。价值观不管如何改变,只要血脉相通,就会有走到一起的时候。传统给予我们的归属感,有时候比意识形态还更强烈。 

爸爸说族谱即将进入下一轮的修订,我在想,自己很可能会成为奶奶辈了。希望下一次祭祖的时候能回去再看看,在新的族谱里重温这一段久远的家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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